作者：UWAY Innovation 亞太合規主管。本文提供方案層面的營運指引，不構成法律意見。

2,745 萬新加坡元，是 2025 年執法紀錄中可以從資產負債表看到的一半。另一半，寫的是具名人士的名字。

2025 年 7 月 4 日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（MAS）對九家金融機構處以合共 2,745 萬新加坡元的和解罰款（MAS，2025 年 7 月 4 日）。這是整件事中最大的數字，卻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

把公告讀到最後。MAS 同時對四名具名人士發出禁止令，每人三至六年，涉及一名行政總裁、一名營運總監、一名兼任客戶關係經理的執行董事，以及一名前客戶關係經理。罰款記在公司賬上，禁令落在個人身上。

本文不再提出另一套框架，只看改變了甚麼、三宗值得花十分鐘了解的案例，以及如何判斷自己是否面對風險。

2025 年究竟改變了甚麼

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，亞太區的 AML 失誤往往以公司的口吻收場：機構被罰款，發言人表示公司重視自身責任，公眾紀錄中沒有出現個人的名字。

到了 2025 年底，這種情況已經改變。MAS 在九家機構的和解處分之外，對四名人士發出禁止令，並且公開譴責其中另外兩家機構的具名高層管理人員。香港證監會對一名核心職能主管施加禁令，並暫時吊銷一名負責人員的牌照。監管機構開始把名字寫進紀錄。

機制不同，方向一致

MAS 採用禁止令及譴責；香港證監會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施加禁令及罰款。香港金管局在 7 月的行動中，對三家銀行罰款合共 1,620 萬港元，沒有點名個人（香港金管局，2025 年 7 月 22 日）。三套法規，一個方向。如果你的業務同時覆蓋兩個金融中心，香港與新加坡如何劃分監管責任可以作為參考地圖。

三宗值得花十分鐘了解的案例

MAS，2025 年 7 月 4 日：九家機構，四人被禁業

2,745 萬新加坡元的罰款由九家機構承擔。其中八家在交易監控方面被指出問題：BJBS、Citi、CSSB、LGTS、UOB、UOBKH、TTCSPL 及 UBSS 均未有充分覆核自身系統標記為可疑的相關交易。問題不是沒有系統，而是沒有仔細處理系統產生的結果。

四項禁止令全部針對同一家公司的人員：行政總裁六年，營運總監五年，兼任客戶關係經理的執行董事及前客戶關係經理各三年。MAS 沒有把個人處分分散到九家機構，而是深入追究其中一家。禁止令有效期間，受處分人士不得從事相關受 MAS 監管的活動、參與相關金融機構的管理，或成為其主要股東；具體限制以各項禁止令為準。

香港證監會，2025 年 8 月 18 日：一名從未持牌的核心職能主管

Zhu Hong 是麒麟國際（香港）的主要股東、董事及前核心職能主管。證監會禁止她從事受規管活動十二個月，並罰款 40 萬港元（香港證監會，2025 年 8 月 18 日）。公布的理由是基金管理失當：她在管理私人基金時，未有履行董事及負責 AML/CTF 的核心職能主管職責。

她從未是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下的持牌人士，卻仍然屬於第 194(7) 條所界定的「受規管人士」。該定義包括在相關時間曾參與持牌法團業務管理的人。被納入監管範圍，不以持有牌照為前提；參與管理本身就可能使你在範圍之內。

香港證監會，2025 年 10 月 2 日：四個月，以及無人跟進的警號

Joey Lo Wai Hon 曾任 MTF Securities Limited 的負責人員，其牌照被暫時吊銷四個月（香港證監會，2025 年 10 月 2 日）。2021 年 1 月，三名現金客戶各存入 10,000 港元。MTF 應其主要股東的要求，分別給予他們 400 萬至 500 萬港元的交易額度。客戶並未提出申請，公司也沒有對他們的財務狀況進行適當盡職審查。

其後的交易與其中兩名客戶的財務狀況不相稱，證監會認為相關模式應引起合理懷疑。MTF 沒有識別可疑交易、沒有跟進，也沒有確保及時向聯合財富情報組及證監會申報。證監會將這項失誤歸責於 Lo。這正是從警報到證據的分診閉環需要填補的缺口。

為甚麼「我已按流程辦事」不再足以抗辯

合規人員讀到這裏，第一個反應往往是：我們有政策。 MAS 已經回應了這一點：

MAS 觀察到，大部分金融機構已建立 AML/CFT 政策及控制措施。違規源於這些政策及控制措施的執行欠佳或不一致。

請再讀一次。MAS 把政策視為起點，而非抗辯理由，直接追問執行情況。現在向具名人士提出的問題不再是「有沒有政策」，而是「請證明你曾親自作出判斷：你看到警報、衡量情況、作出決定、升級處理，並留下紀錄」。

我曾在會議中見過團隊二十分鐘內拿出一百頁政策文件，卻找不到一份決策紀錄。多年來，這樣做或許還過得去；現在已經不同。

更多文件不一定讓你更安全。更厚的手冊不等於保障，有時反而凸顯書面要求與實際執行之間的落差。能支持具名人士說明自身行為的，是當時作出的決策紀錄。

這對你的證據層意味著甚麼

機構層面的問題已經擺在眼前：持牌機構能否證明控制措施有效。個人層面的問題更窄，也更難回答。如果監管人員要求你重建十八個月前的一宗警報，你能交出甚麼：你當時看到甚麼、得出甚麼結論、向誰升級處理？

大部分團隊無法完整回答。系統記錄警報，郵箱記錄電郵，個案檔案如果存在，會記錄結果；但中間的判斷過程幾乎沒有被記錄。這個缺口，正是 2025 年案例所揭示的核心。

證據層現在需要達成兩個目的：滿足監管要求，以及支持被點名人士說明其履職情況。從警報、決策、升級到申報的完整軌跡，每一步都附有時間與姓名，才能同時服務這兩個目的。

到了 2026 年，仍然值得記住的數字

2025 年的模式容易概括，卻不容易真正消化。新加坡九家機構支付了 2,745 萬新加坡元，四人被禁止從業三至六年。香港一名從未持牌的核心職能主管面對十二個月禁令及 40 萬港元罰款，一名負責人員則被暫時吊銷牌照四個月。

政策本身不足以保護你，紀錄才是關鍵。當代價以職涯而非預算衡量時，這就是無法提出證據的控制措施所帶來的總成本。要了解自身風險，可以先檢視證據層，或訂閱下一篇監管信號分析。